彪子第二次手术过程极其漫长，上午10点半进手术室，第二天凌晨3点半才推出来。
很久以后彪子的主治医沈教授才说，打开腹腔那一刻他的心都凉了！癌细胞已经布满整个肝脏，顶出了膈肌，侵犯到胸腔，右肺的一角
“我一点也不想忍了！”
早上7点多，彪子醒了。
彪子见到我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我刚要问他什么，他嘴里便喊着：“排长，排长！快叫排长过来！”眼睛恍恍惚惚，话语含糊不清。
我急了，连忙喊来医生：“他说的话不对劲儿。”
医生安慰我别怕，他的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。
下午，他彻底清醒了。
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我握着他的手，他费力地告诉我：“疼！快让他们给我打止痛针，这回我一点儿也不想忍了！”
沈教授见彪子紧锁眉头不住地喊疼，忍不住对医生大发雷霆：“医学这么发达，怎么能眼看着他这么疼呢！你们给我想办法，就是不能让他疼！”
沈教授发起脾气很可怕，医生护士都有几分畏惧，但他对病人好是出了名的。与彪子交往这半年，感情已很深，他心疼彪子，见不得彪子再受一点罪。
从那以后，医生给彪子用上了止疼泵。泵针埋入皮下静脉，泵管持续小剂量地释放着药水。
疼痛得到了缓解，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。
很多的朋友来看望彪子，彪子不再像第一次术后那样逢人便笑，他哭了很多次，哭得很伤心。
儿子学校的李健董事长特意赶到天津来看他，开始彪子还能自恃，李总临走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好好养病，儿子就交给我了，你放心。”
彪子一下哭出了声。
志诚来看他，他对志诚说：“太疼了，假如再换一次，就让医生给我多打些麻醉针，麻醉个十天八天的，能醒就醒，醒不过来就拉倒了！”
志诚悄悄告诉我彪子的话，并嘱咐我要密切关注彪子的情绪。
可彪子从不肯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丧气的话，怕我担心，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直白宣泄吧，也是最真实的心声流露，毕竟他太遭罪了。
术后不久就上了化疗。
无论吃什么，哪怕是他平时最爱吃的，一进入药物侵蚀过的肠胃，就全部倾倒出来。但彪子依然顽强，吃了吐，吐了再接着吃。
就这样，彪子一天天好转起来，心情也逐渐开朗。但还是吐，翻江倒海。痛苦至此，心里仍不悲观。房间里给他配备了电视机、VCD机，他让我去买马三立、马志明父子俩的相声，买东北二人转。看着，看着，他忍不住“嘎嘎”地大笑，笑着笑着伤口又疼，笑着笑着就会流出眼泪。
他是“哭”着笑，而我却是“笑”着哭。
绝症来临，走了最美
6月3日，彪子安全回到家里。
第二天，小刚、帆子、优哥、奎哥、小陆……都来看望彪子。
彪子撑着病体，陪大家坐在后院里，却没断了张罗。我在厨房忙着做饭，只听见外面的笑声不断。小刚和优哥最会讲笑话，再加上彪子，本来没意思的事都能变得十分有趣。
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，但看到彪子很快乐便也一同快乐。
彪子走后，小陆告诉我，彪子那天对他们说：“这回可能快到点儿了，我先去给哥几个打地去。往后咱在那边儿也有人了。”（“打地”是曲艺界的行话，就是“打前站”的意思。）
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想法，他从未对我透露过。但想想他病重以后的表现，又想起他的随笔中提到过一句：“绝症来临，走了最美。”我意识到其实他早已视死如归了。
“你是小六子”
7月28日下午，彪子突然发烧。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，效果不好，便催着他去医院。他坚决不肯，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，在家给他输液。自打彪子回来，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，我则成了特护。
第二天一早，彪子已经不能下地，头脑也不清醒。我急了，打电话给郑副院长。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，把彪子接到病房。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。
住院第三天，终于退了烧。
小刚来看他，彪子正弯着腰上床：“哥，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。”彪子的口气很轻松，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。
小刚后来说，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。
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：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。”
“不可能！不就是发烧吗？”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，不让大脑接受任何“不良信息”。
“他这是肿瘤热，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。”沈教授让我看片子，“已经布满了气管，随时会出危险。”
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。我呆坐在沙发上，心在颤抖，不能言语……
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，8月7日回来。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。
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，从床上坐起来，佝偻得很低，我坐在他的对面，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。
“聪聪呢？”有一天彪子突然问。我的心一下收紧，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
“在加拿大呢，是不是想他了？”我已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。
“嗯。”彪子点点头。
“那我让他回来。”
“不要。”彪子使劲摇头，“咱别给学校添麻烦。”
我又问了几次，他依然摇头，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，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，便依了他。
他每天问我，儿子今天在哪里。有一天我告诉他，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。
“尼亚加拉瀑布！”他的眼睛亮起来，有几分向往，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。
我轻轻拍拍他的脸，称赞他答对了。
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：“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，我都去不了。”那口气有几分羡慕，有几分沮丧。
我连忙安慰他：“等你好了，咱们也去。”我想，他心里多一个念想，就多一分力气支撑。
彪子的疼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持久，每隔几十分钟就要疼醒一次，便要护士给他打止痛针。
彪子已经很少笑。
来探望他的朋友，有的他已不认识，有的当时认识，第二天问起又忘掉了。但他经常会叨念朋友的名字，听到他说谁，我就约谁来，朋友们不管多远都专程赶到。
彪子对我说过一句话，说他羡慕所有健康的人。朋友们来看他，为他做各种事想让他快乐，而他没有力气快乐。
每天负责送药的护士姓伍，我们都叫她“小伍子”。小伍子只在外间配药，很少到床前。
我怕他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便像教小孩子识字似的指着护士们告诉他：“这是小石，那是宏霞。”他便“噢，噢”地点点头。我又把小伍子叫进来，告诉他这是小伍子，她也很辛苦，每天负责给你送药。他抬抬手表示感谢。
随后，我像是检查作业似的，指着护士一一问他：
“这是谁呀？”
“小石！”他看看我，像是询问我答对了没有，我笑着使劲点头。
“那是谁呀？”
“小伍子。”他配合地回答着。
“那我呢？”我笑着问他。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叫我“芳芳”了，有事就“哎”一声。
他看看我：“你是小六子，我老婆。”随后不服地冲护士挤挤眼，大家全被他逗笑了。
我一半心暖一半心酸，病已至此，还能如此玩笑，也就是我的彪子吧。
咬人的黄狗
儿子从加拿大回来了。
彪子并没有显露出十足激动的样子。他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不放，轻轻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爸爸实在太难受了。”
儿子懂事，第二天便把书包扛来，坐在外间的沙发上，边写作业，边陪爸爸，一步不肯离开。
有一天，彪子突然惊叫：“芳芳，快上楼！后院有条大黄狗。”他说那狗已经站起来了，正要咬人。
“彪子，哪有狗啊？咱们在医院呢，放心啊。”我知道他的意识恍惚了，以为是在家里。
“快走啊！”他吼起来，“快点上楼！”他吐字很清楚，又急又怕。
我担心他情绪失控，忙走出病房，边走边说：“我这就上楼。”
刚出门，儿子也快步跟了出来：“爸爸说狗要咬咱们，让我赶快上楼找您。”
这时又听彪子在屋里喊：“小徐，快把狗赶走，他们娘儿俩都怕狗！”小徐只好也离开他的视线，装作去后院打狗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让小徐先回去，跟他说：“彪哥，狗赶跑了。”
“哦……你嫂子呢？”我才跟进门去，就听见彪子在问。他的眼里充满惊恐，见到我和儿子才松下一口气。
他的胡话听来荒谬，却是内心最深的担忧，他是怕我和孩子受期负，受委屈。
来世约定
彪子好像再也没有笑。
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，下颚松弛，舌头发硬，对他说任何话，他只点头或摇头。
他躺在床上，左手总是往上抬，举到头顶上，他说不出话，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。
我绞尽脑汁猜，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想抱抱我？”
摇头。
“想抱抱儿子？”
又摇头。
“是要我搂着你吗？”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。
他使劲点着头，皱着眉头，像是埋怨我：你怎么才说对呀。
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，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。
“要不然就疼。”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，声音很轻，却很清晰。
护士们笑了，笑他羞涩得像个孩子。是啊，已经痛至骨髓，可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，他还在为自己的“撒娇”找辙。
自从说过“要不然就疼”，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，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。
有一次我问他：“彪子，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？”
他努了努嘴唇，没有说出话。
“你想说什么？下辈子你还要我吗？”
他又努了努嘴唇。
“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啊？”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。
彪子使劲点点头。
我的泪一下涌上来，把他抱在怀里。我知道彪子的方式，他一定是想说：“让我下辈子娶你，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！”
我吻了他。那是心灵的约定。
8月20日一早我就被郑逼院长召去开会。医院的领导、专家坐满了会议室，那阵势告诉我，最害怕的事将要临头了。
院方提出抢救方案，征求我的意见，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，必要的时候切开气管，上呼吸机。我没有同意。彪子的肿瘤已遍布全身，重要脏器的功能正在衰竭，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，可救不了他的命。可以想像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。
记得彪子曾跟一个朋友开玩笑：“等我快不行的时候，就求医生开个后门，让我安安静静地走。”虽然是玩笑，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，那是他的权利，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。
彪子留在了原来的病房，不能让任何创伤性的治疗伤害他，增加他的痛苦，破坏他的安详。
8月22日，彪子第一次抢救。医生们一百遍地试图说服我，让他转入ICU病房，切开气管，上呼吸机。我拒绝了一百零一遍。
我不能忍受再去伤害他脆弱不堪的身体，只为让他清醒过来，在世上多承受几日痛苦。我更不能忍受在他离去的时候孤零零地身边没有亲人，只有冰冷的机器。我要求自己必须帮助他好地死亡。
光亮的归途
止痛泵缓缓释放出的药液让彪子整天都在沉睡，没有痛苦。想让他喝水或吃东西的时候，就把泵停了，一会儿他便会清醒过来。
有一天不知是谁在病房里吃黄瓜，满屋子散发着一股清香。彪子闻到了，口中嗫嚅着。
“宝贝，你也想吃黄瓜，是吗？”他点头。
我便用刀切去黄瓜最上面的一段，将余下的送到他嘴边，想用汁液润湿他的双唇。没想到，他突然张开嘴，“咔嚓”一口咬下一寸多长。
我大惊失色，因为他的吞咽功能已近衰竭，忙伸手往外抠。彪子竟死死地咬住不放。我连连说：“宝贝，别急，我榨了汁再喂你。”他这才点点头，松了口。
印象中那是他最后一次进食，喝了很多。甘甜的黄瓜汁滋润了他的双唇，更滋润了我们的心。
8月28日夜里，沈教授对我说，看情形，恐怕时间不会太长了，不能总是睡着，得让他醒来和你说说话。
沈教授的好意我懂。
止痛泵停止了工作。
彪子比任何一天都清醒，眼神极其清亮。他的头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动。他看看沈教授，又看看我。
沈教授大声地问：“傅老师，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他点头，轻轻地。
“傅老师，咱们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他又点头，然后转过头看我。
“宝贝，认识我吗？我是芳芳。”
他还是点点头，眼睛用力地眨一眨。他再也没有力气表达更多。
“宝贝你记住，我永远爱你！”
我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回答。他好像连点头的力气也耗尽了。为了不让我失望，他又用力地眨眨眼。看他的模样，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善良、无辜。我的心片片碎裂。
“宝贝，不要怕，我陪着你呢，你不孤独。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，知道吗？”
他听懂了，轻轻点了一下头。他的眼神那样顺从，那样温和，流露出深深的爱与不舍。
我用力把他抱住，在他的脸上，唇上亲吻着。一忍再忍的泪水奔涌而出。
“傅老师，您能说话吗？”沈教授继续问，彪子没有回应。
“能写字吗？”仍然没有回应。
“沈教授，您不要再问了！”我已经泪流满面，哀求着他，“给他打针吧，我不要他这么清醒！”
我哭着跑出去，心里明白，逃到哪里都是绝望，偌大的世界，再也没有能让我停留的港湾。
29日早上7点，彪子又醒了，依然平静，依然没有说出话。医生打开止痛泵，他又昏睡过去。那是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看这个世界。
下午1点，血氧开始慢慢下降，氧气面罩没有用了。
小徐从学校接回了聪聪，朋友们全都赶来。
医生反复地问我，是否改变了主意，是否同意切开气管抢救。
我回答：坚决不！
我轻轻握着他的手，帮他修剪指甲，用酒精棉签将指甲周围清理干净，又用棉签在他的耳朵内轻扫一圈。这是他平时最喜欢让我为他做的两件事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……
第二天早晨8点57分，血氧直线下降。彪子的生命力顽强极了，坚持了18个小时，容我们送他走出很远。
“时间不多了。”医生在一旁提示着终点的距离。
仪器上的数字急遽下降，我的心随之坠到谷底。
显示屏上呈现出一条没有波折的直线――生命的电波消失了。
为他更衣的时候，姐姐扶他坐起来，正好面对着我。
我惊呆了！彪子在笑，笑得那么生动，那么顽皮！
我拉住儿子的手：“聪聪你看，爸爸在笑呢！快把叔叔阿姨们叫过来！”
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，全都愣住了。彪子确实在笑，那笑没有一点凭空想像。他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，嘴唇抿得很紧，嘴角向上翘。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，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。三分腼腆，七分得意……
（摘自《印记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，定价：22.00元）
